横亘南北的大运河堪称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运河的开发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巧夺天工的卓越创造。

　　运河的开发，曾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挥着极大的历史作用。大运河区域成为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沉积带，从一个侧面诠释着整个中华历史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形成了内涵相当丰富的中国运河文化，成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运河的悠久开发史，运河文化也经历了千余年的历史塑造过程，拥有广深的内容。运河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而是作为一种大一统文化发展起来的。从先秦以来，由于各家文化思想的争鸣与吸纳，曾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圈。在我国东部地区由北而南，就先后演化有燕赵文化圈、齐鲁文化圈、荆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等，则大运河恰像一条文化纽带将这些文化珍珠串连起来，使诸种地域文化互相接触、融会、整合，连成恢宏深厚的运河文化带。这条文化带反映着中国古代社会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从各个方面表现出由各个文化圈融合后的鲜明特色，凝集着中华文明的精髓。虽然运河文化具有地域的形态，但从整个运河流域及其辐射区域来考察，却几乎覆盖了中国的东半部并影响着中国西半部。于是，当人们着眼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研讨时，决不可忽视这两大文化体系在东部地区由于大运河而发生的大汇合。

　　大运河的开发与贯通，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政治重心东移后的历代王朝统治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到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政治上的作用更毋庸置疑。大运河横贯南北，接连东西，加强着国内各民族间的紧密联系与往来，增强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三次大的分裂之后，出现了元明清三代直至近现代的统一时期，运河流域也成为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以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为例，人口地域分布列于全国前四位的江苏、浙江、安徽、山东4省，即为运河的主要流经地区。排列4省之后的湖北、河南、江西、福建诸省，则是运河的重要辐射区。在这个广阔的区域，居住生活着除汉族以外的回、蒙、满等数十个民族。如作为京都门户的通州自元代起，就有回民迁居，到明清时期在城内东南隅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回民聚居区。江南重镇镇江府，亦是从元代以来，即侨寓居住有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契丹、女真等民族170余户达上千口人。其他像天津、临清、淮安、扬州、苏州等地更多“五方杂处”之民。

　　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以及政治的稳固，自然离不开强大财力的支持。作为历代王朝重要的经济命脉，运河在历代漕运中也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如唐宋两代，通过运河漕运粮粟每年达700余万石。明清两代常年通过运河的漕运量也达400～600万石。明王朝在全国所设20多个官办织染局，半数分布在运河区域。清王朝所设北京、江宁、苏州、杭州等织造局则全部是在运河线上。明代在运河上所设钞关的商税收入每年达八九十万两，清代康熙年间增加到一百四五十万两。清代有6大产盐区，其中有4个分布在运河区域。故此，运河的开发直接关系到历代王朝的兴衰，同时也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漕运文化。

　　运河的畅通，曾形成了历史上颇具规模的南北(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各区域市场间的联系，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导致了古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加速了内河与海上交通的发展，推动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由此营造出独具风格的商业文化。以大运河为干线的销售渠道不断将巨额商品输送到全国各地各类市场，形成了以运河为主渠道的商品销售网络，打破并改善着地域商业的闭塞状况，使繁荣昌盛的东部经济带推动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如明清时期来往于运河上的漕船有1.2 万余只，按每船每年转运4次、所携带的被官府认可的私货60石计算，则每年的总运量即达300余万石，相当于漕运总量的3/4。而由官府官辖的往来运河上的快船、马船等私带客货更多达90%左右。至于民船的运量就更难以估计。这使得运河市场与全国市场的联系得到广深发展，对当时商品市场经济的繁荣有着极明显的影响。在运河北段，以临清、天津、通州为中转市场，与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市场联系起来，同时北部边疆地区的产品亦由陆运转河运大量销往内地及南方。陕西、宁夏、大同等处客货，也皆有南北运河辗转运至。在运河南端，以杭州为中转市场，则与江西、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区域市场连接起来。如广东、福建等地的货物，便多由商贾通过陆路或水路运至杭州，再从杭州装船沿大运河运至北方各地。同时北方各地的货物，也多在杭州中转运售到上述地区。杭州还作为运河沿线与海上联系的重要港口市场，通过这里把国内商品销往暹罗、吕宋等东南亚地区或日本等地。如明末郑芝龙父子兄弟曾动用上万只船，大量采购内地纺织品从杭州装运至日本、琉球、吕宋及印度支那沿海进行贸易。还有如唐宋以来中日高僧往来于扬州等地、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启锚于刘家港等举世壮举，皆无不与大运河有关。

　　运河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了一批运河城镇的崛起，极大地促进着运河流域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变革着旧的社会生产关系，孕育了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同时发育了风格日新的运河都市文化。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并呈现空前繁荣的重要商业城市如通县、天津、德州、临清、东昌、张秋、济宁、淮安、扬州、杭州等，像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客商云聚，货物山积，成为沿河地区的一个个经济文化中心。

　　运河都市文化的特点，首先表现在百业俱兴，商业气息浓重。北京城在明代已有130多个行业，有近4万个店铺。杭州民间从事纺织手工业的机户到清代即数以万计。苏州在清康熙时即有染布作坊64家、造纸作坊30多家、酱坊86家、冶炼作坊40余家，还有最先发展起来的众多的钱庄业等。其次表现在城镇的居民结构发生变化，呈现出以业而聚、流动频繁、身份变更活跃的特色。如临清多“游宦侨商”，德州有大约1/3的“四方商旅”之人，天津“率多流寓之人”，淮安“百工居肆，倍于土著”，扬州“地多流寓”，苏州“四方之人，等于土著”，而“杭民多半商贾耳”。又如通州，其居民成份即有船民、水手、铺户、商人、负贩、码头装卸搬运工人、流民、乞丐、客旅、手工业主、僧道以及专管漕运、仓储、验收的官吏和兵士等。仅运脚工人即达万人。第三表现在运河流域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有力地促进着城乡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萌生。沿河地区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为城镇手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在苏杭的纺织业、济宁的酱园业、临清的砖窑业以及其他城镇的许多手工业中，首先萌生着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关系，使运河地区在社会变革中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运河把杭州、南京、北京等几大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也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的文化发展，使运河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兴盛之区，珠辉玉映，造就出昌盛的运河文化带。自宋元以来，运河地区即书院林立。在明代山东地区有书院50余所，清代发展到75所。沿运城市中如天津、淮安等地还最先设立了专供商人子弟就学的“商学”。在学术文化方面，宋代杭州刻书最为精良。明代南京国子监、苏州府、淮安府的刻书业最为繁盛。其他像聊城等地亦有发达的刻书业、印刷业、制笔业等。清代的刻书局则以扬州、江宁、苏州、杭州等为最著名。清代还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吴兴陆氏“皕宋楼”、聊城杨氏“海源阁”等四大私人藏书家。运河地区也是造就人才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据清代的统计，通过科举而获取功名的以位于运河区域的江苏、浙江、安徽、直隶、山东五省区最多。有清一代的会元、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的人数，江苏即有184人，浙江有137人。

　　大运河吸纳古今中外文化精华，融会南北中国各地的风情民俗、饮食服饰、宗教信仰、官民礼仪等，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风情和民俗文化。运河区域诸城乡广大居民有着共同的节日习俗，甚至各地的饮食习俗也因运河而广泛交融。扬州居民煮茶独取运河之水，天津居民饮食亦“皆运汲于河水”。扬州富商宴席上“饵燕窝、进参汤”，德州豪贵同样把“燕翅席”作为高档享受，故海参、鱼翅、燕窝、鱿鱼、火腿等贵重食品充斥于运河城镇市场。随着南北风情文化的趋同，甚至在行业语言中，流行着南北各地商人共同熟悉的江湖式的切口，举凡称谓、建筑、起居、饮食、家俱、衣物、动物、器械、职业、行业、数目、姓氏以至天文地理等方面，都广泛使用暗语或特定的手式。此类词汇数目达三四千个，成为运河民间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更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日渐趋同，中国传统的宗教和外来宗教也沿运河两岸得到迅速传播。运河地区的庙会和古会即相当繁盛，每年都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远至上千里外的数以千万计的商旅和游客。另外在一些运河重镇还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都市文化区，诸如像北京的天桥、扬州的虹桥、济宁的东南隅，都为当时集演戏、说书、杂耍、游戏于一处的娱乐区。娱乐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运河地区的戏曲发展，从扬州到北京，汇融各地戏曲精华，形成了为各地观众认可的花、雅两大部，同时也形成了数以千百计的戏班。此外在沿运诸城镇，还有集商业贸易、娱乐休闲、联络乡谊为一体的众多会馆。明代北京的会馆即有40余所，苏州亦有40余所，另有公所120余处。聊城有山陕、苏州、江西、赣江等8大会馆傍河岸而方。天津亦有山西、闽粤、浙江等会馆。由此也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会馆文化和商邦文化。

　　运河的开发。还营造着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资源环境，创造出一条以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为主要特征的运河风景线。尤其是运河两岸以水、湖、山而闻世的古城名镇，从南到北组成了以园林和庭院为主导的环境文化。诸如当时苏州、杭州、扬州以至济宁、聊城、临清、天津、北京等大中城市中，都有为数众多的包括皇家园林、私人园囿、别墅和亭馆等园林景观，并作为丰厚的历史遗产，改善和美化着人们的生存环境。

　　在大运河的开发利用过程中，还形成了一个由漕官、水手、运丁、船工以及搬运工人在内的庞大的漕运船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明清以来最具影响的帮会组织——青帮。青帮亦成为中国帮会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对近代社会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同时，在大运河的开发历程中，也凝集着广大运河建设者的艰辛劳动与聪明才智，体现着运河建设者“人定胜天”的大无畏精神。运河的开发虽是一项伟大的人造工程，更是广大运河建设者遵循自然规律、发扬科学精神的伟大成果。

　　总之，运河文化作为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是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运河文化的研讨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周祚绍 张熙惟 来源：人文自然网)